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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周特别报道:纪念曹禺先生诞辰百年
2011-11-21 09:37:20   来源:    分享到:

    为纪念曹禺诞辰百年,78岁的田本相写了一个剧本:在弥留之际,曹禺跟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重逢——他出生三天后就死去的生母,三任妻子郑秀、端方、李玉茹,女儿们,惟一的朋友巴金,曾直言他晚年创作萎顿的画家黄永玉,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、《原野》、《北京人》中的角色……

    田本相把剧本拿给摩拳擦掌筹备曹禺百年纪念的国内剧团看。有些剧团说:100周年,写他这么痛苦干嘛?“弥留之际”,多不吉利!有些剧团认为田本相的剧本里没有“戏”。跟戏剧应有的波澜和浓丽相比,学者田本相的剧本是清淡的。最触目惊心的情节发生在“文革”,每天下午,电话铃令人惊悚地响起,一阵歇斯底里的叫骂声混杂着哄笑:曹禺,你这个王八蛋!你个狗日的!你他妈的……

    第一次写剧本的田本相并不讳言自己缺乏经验,但他还是很遗憾,自己一些细密的心思没有被发现,比如曹禺在接到黄永玉来信的时候联想到陈白露。黄永玉在信中直言:“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。一个也不喜欢,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,你为势位所误!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,你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之中,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……”

    “我为什么老在剧本里提陈白露如何忙?这是一个暗喻:曹禺像陈白露一样,掉到一个坑里,他讨厌这个坑,可又跳不出去。这就是人的生活。”田本相说。

    曹禺的“辣味”是契诃夫没有的

    1978年,因为一次偶然的约稿,原本研究鲁迅的田本相转轨研究曹禺。当年,出版社重印《曹禺选集》,田本相应大学同学之约,写了一篇评论文章《论〈雷雨〉和〈日出〉的艺术风格》。此文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戏剧编辑室编辑杨景辉看到。杨景辉是曹禺迷,上中学的时候看《雷雨》,看到第三幕雷电交加,曾下意识地担心:糟糕!这么大的雨,没带伞怎么回去?田本相写的评论,让杨景辉惺惺相惜,遂约请田本相撰写《曹禺剧作论》、《曹禺传》。 

    田本相从此告别“走在金光大道上”的鲁迅(“文革”期间,书店里只有四种书。马恩列斯毛排上头,下面是鲁迅全集,再下面是浩然的《金光大道》。所以当时有一句话“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”)。

    上世纪60年代头几年,田本相在南开大学读书,他经常看天津人艺搬演的曹禺剧作,但经历“文革”后再看曹禺,别有一番滋味。“怪不得刘少奇说他‘深刻!深刻!深刻!”田本相为曹禺鸣不平,曹禺名气很大,《雷雨》被全国的剧团搬演,但学界对曹禺的评价并不高。“曹禺理应享受首席的地位。”

    南方周末:你之前的研究者,通常给曹禺定什么调子?

    田本相:没有什么定调。周扬在上世纪30年代写过一篇《评〈雷雨〉和〈日出〉》,认为《雷雨》写得很好,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剧作,但也有一些比较尖锐的意见。建国后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,曹禺在大会发言中表态,要把自己过去的作品都放在工农兵方向的X光线下照一照,从而挖出创作思想上的脓疮!紧跟着就是他在开明出版社出版的《曹禺作品集》中修改成名作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。

    曹禺自己说,他修改的依据就是周扬当年的论点:《日出》就没有写出帝国主义来,《雷雨》对工人阶级的塑造太简单。

    除了周扬,1949年之前,像杨晦先生、李健吾先生、何其芳先生、朱光潜先生都写过评论曹禺剧作的文章。何其芳先生说经曹禺改编的《家》写的都是封建家庭的“牙痛病”;朱光潜说《雷雨》是击鼓骂曹,讨好观众;杨晦先生说曹禺的剧本以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舞台为标准,不是为中国大众的。 

    我写书的时候,心里头有两个针对对象:一个是香港的刘绍铭先生,他是在西方研究比较文学的,他写过一个《曹禺论》,除了对《原野》做出肯定评价,他认为曹禺的剧作就是抄外国人的。我认为,刘先生的这个观点解释不了为什么曹禺的戏在中国演出很成功。你说它很高蹈的,是抄外国人,可是在解放区排演《雷雨》,老百姓就是不走啊;在延安,毛泽东点名要演《日出》。

    我的另一个针对对象,是那些“左”的评价,就因为这些评价,曹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老是上不来。我当时写的还是很客气的,是为了讨论,不是针对个人的。所以,我光引文,但是不注明出处——特别对周扬,尽管他受时代的限制,他比我们现在的一些领导人还是高明多了,困难时期,他领导文科编教科书的时候,对每一科提的意见都很中肯。

    南方周末:在1949年之前,曹禺的戏票房怎么样?

    田本相:很好。《雷雨》最早是在北京演的,演不久就被禁了,说是有伤风化,他们就去天津演。天津的码头很好,一下子很卖座,这才去上海——过去演戏的人先走天津这个码头,这个码头站住了以后,才敢到上海,上海站住了以后,你就等于全国都平坦了。

    那是1935年,演出的剧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职业话剧团体中国旅行剧团。他们刚到上海的时候,凡尔登大剧院跟他们剧团定合同的时候是倒三七:剧团分三,剧院是要七。演两周以后,凡尔登大剧院的老板倒过来找“中旅”,续订三个月合同,剧团七,剧院三,可以想见当时演出的火爆。所以,茅盾先生说,当年海上惊雷雨。曹聚仁先生说,1935年就是《雷雨》年。

    南方周末:曹禺写《日出》的时候,已经对《雷雨》的戏剧结构很不满意,认为“太像戏”,以致自己再看,都要作呕。作为研究者,你怎么看“太像戏”这件事?

    田本相:他说“太像戏”很具体,比如说电线提了几次,把巧合非常严密地编织在一起。 

    我觉得这个话可以这样理解:第二个戏得换一个写作角度。《日出》就用生活片断来组合,所以《日出》的社会性更强。

    上世纪30年代,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大城市刚刚兴起,天津的很多百货公司都是那个时候建的,曹禺迅速把这个时代捕捉到了。他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写交际花的。他跟《子夜》不一样,没有直接写大资产阶级如何,他是以陈白露的精神痛苦折射整个时代。我说曹禺的美学风格有点像波德莱尔,他写的是“恶之花”。他善于在罪恶中发现人的美。像翠喜,他能在那么污秽、肮脏的环境中发现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。这一点很厉害,你要知道,那是上世纪30年代。我比曹禺先生晚生32年,在我小时候,一个二婚的女人出嫁,她坐的轿子,晚上才能从街上过,而且,她经过的时候,每家门口都洒水,意思是冲晦气,你想交际花、妓女更别说了。

    他从来不把一个好人写得完美无缺,也不把一个坏人写得一无是处,他对人性的发掘是很厉害的。

    南方周末:《北京人》是曹禺先生有意向契诃夫学习的作品,看起来他从《雷雨》的高度戏剧性的结构出发,到了《日出》写生活的片断,到了《北京人》决意要写更生活化的戏剧。你觉得他学契诃夫学得怎样?

    田本相:他写《北京人》是希望学习契诃夫那种外层很平静、内在很深邃的风格。但他跟契诃夫是不一样的,曹禺有他的尖锐,有他内在的紧张。他的“辣味”是契诃夫所没有的。在《北京人》里,戏也是像生活那样进行着,也写出了生活表层下面的深邃,但契诃夫的表层下面是一个很深的湖,曹禺的表层下面是激流。

    千万不要做官,万万不要做官 

    1986年,北京人艺上演英国剧作家彼得·谢弗的名剧《上帝的宠儿》。此剧以莫扎特的悲剧命运为蓝本。莫扎特是曹禺年轻时扮演过的角色。现在,坐在首都剧场的第一排,曹禺已经听不到舞台上的念白,没人知道他看着舞台上那位少年天才,会怎样联想自己的人生。

    演出结束,身为剧协主席的曹禺依然要被扶上舞台,祝贺演出的成功,发表他尽人皆知的观后感:真不易,剧本好,导演好,演员好……不过这次,他是发自内心的。

    还在曹禺少年的时候,父亲曾一遍一遍地告诫:千万不要做官,万万不要做官!父亲用一生痛苦总结出来的箴言终归还是变成了儿子的谶语。接受田本相采访的时候,曹禺一直强调:你要写就要写出我的苦闷……

    南方周末:写《曹禺传》的时候,你跟曹禺以怎样的工作方式进行交流?

    田本相:北京的出版社要编一套作家传的丛书,他们问曹禺先生,他的传谁来写,曹禺先生就推荐了我。他先给我拉一个名单,告诉我,关于他可以访问哪些人。这个名单特别庞杂,从他小时候家里的保姆、奶妈到他在南开、清华、国立剧专的故交。

    我做完外围采访,再访问他本人。一般情况下他自己滔滔不绝地谈,我不打断他,他自由自在谈的时候就把真实的思想说出来了。我的访谈录里,他的语气和有时候语义的颠倒,我都保留了。那时候他已经是一个老人,说起林肯的演讲,就用英语背一大段;说起黄永玉给他写的信,就翻出来给我看。

    南方周末:就你观察,曹禺是一个怎样的人? 

    田本相:他内向,很封闭,没有什么朋友。他跟叶圣陶、跟老舍,看起来是很熟,都是文人,地位又差不多,但其实都不是特别知心,他只有巴金先生一个好朋友。我记得,我去采访他在南开中学的老同学杨善荃,杨老先生上来就问:写他的传做什么?有必要吗?

    但是你去跟他聊天,他也很平易近人的,这个人是没有架子的,谁都这么看。他在家里面很随便的,不修边幅,天热的时候,就光着膀子——有时候,我去看他,他一边扣上衣的扣子,一边往外走。

    这个人确实有个性,连他的恋爱都是,追的时候满腔热情,冷起来牙关错。我采访郑秀的时候,郑秀也跟我说,到后来,你怎么骂他,他就是不吭声,好像缩进自己的壳里了。

    这跟他的童年经历有关系,他出生三天母亲就死了,父亲是一个不得志的官僚,成天跟继母在家里抽大烟。父亲很宠他,但是他不爱他父亲,喜欢一个人躲到书房自己看书。他的孤寂和封闭是那时候就开始了的。他不喜欢跟人接近,而喜欢从旁观察。

    但他毕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文人,又会写戏,连他女儿都说,他有时候也自觉不自觉地演戏。看什么戏,当着大伙的面都说“不易”,回过头来说“不怎么样”——说“不怎么样”是真话。所以家里人也老嘱咐他,出去不要胡说八道。

    放开谈之后,他是很有一些真知灼见的。 

    我刚接触他的时候,正好是“社会问题剧”大行其道,《报春花》、《救救他》、《假如我是真的》、《寻找男子汉》……我看之后是很激动的,乍听他评论“社会问题剧”,我都愣了。他说戏不能这么写,一个好人,一个坏人,一个中间派,辩论一通,问题统统解决……这样的戏剧逻辑太简单。今天你写一个骗子骗了部长,明天是不是就得写他骗国家主席(指沙叶新的剧作《假如我是真的》)?表面看来,这是一种进步:许可作家批评干部的堕落,甚至许可批评老干部,在“十七年”的时候,写过《洞箫横吹》的海默,只是写了很小的事情,就被审查,迫害致死……这里表现出一定的民主,表现出拆除禁区的力量和胆识,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把文学看成仅仅是表现政治,我说这是一条很窄的路,走到天黑,走到最后,是不是我们应当走出去,走到开口处,山谷豁然大开,于是在眼前出现了一片一望无际的旷野,一片蔚蓝的天空,碧绿碧绿的草原,有牛有羊……

    当时他惟一肯定的剧作家是高行健。上世纪80年代“世界观大讨论”,戏剧界的发难者是陈恭敏,他引用曹禺的话,反对主题先行、僵化的、教条的政治框框。可是后来讨论来讨论去,变成了反思斯坦尼,紧跟着就是“形式大于内容”,鼓吹“假定性”,布莱希特占了上风。在这种情况下,曹禺的意见是不受重视的。那时,他谈奥尼尔、谈莎士比亚都是有意识的,他强调莎剧的绝妙,号召跟大师的心灵做沟通,这些话,热衷于社会问题剧的年轻人是听不进去的。

    南方周末:文联主席、剧协主席的话这么没有号召力吗?

    田本相:一个文联主席没有多大的权力,像曹禺这种文联主席,某种意义上就是庙堂的摆设。用他自己的话说,“我就是木鱼,你们敲吧,爱怎么敲怎么敲。”不要说发动戏剧改革,即便他自己出文集,很多事情都难以如愿。最早的《曹禺文集》是戏剧出版社出的,曹禺很不满意:封面粗制滥造,说要出七本,实际只出了四本。1996年,花山文艺出版社找上门来,要为他出全集,当时正是出版业的低谷,出书是赔钱的,但是很多出版社都靠出“全集”去得奖,老先生这才有机会出“全集”。

    在这套全集里,《雷雨》第一次有机会恢复原貌,出齐了序幕和尾声。从首演开始,《雷雨》就没有序幕和尾声,曹禺先生特别反感,曾经给首演《雷雨》的旅日学生写过一封信:我写的不是一个社会的问题,而是一首长诗——我认为这句话,相当于一个宣言。中国的“社会问题剧”是从易卜生来的,但易卜生自己写社会问题剧写到后来都难以为继。

    “中国的文人很软弱,也很无耻”

    曹禺去世之后,女儿万方在回忆文章《灵魂的石头》中对父亲晚年精神生活的痛苦动情地回忆: 

    多年以来,我爸爸的手边一直有好几个本子,有活页本,有很小的笔记本,也有学生用的横格本,本子里内容纷繁,有他的断想、日记、诗、戏剧大纲、人物的片断对话……

    万方感叹:父亲“脑子里那部创造的节气一直在运转不停,人生的问题一个一个像滚珠似的,在他的脑子里发出清脆的声响;在他心灵的大厅中,他既是讲述人又是听众”,但所有的奇思妙想都难以抽展成完整的作品。曹禺的晚年,以一个有心无力的创作者的痛苦让人永远铭记。

    但曹禺的学生、他多年的研究者宴学却认为:曹禺晚年的痛苦,除了不能创作,跟看不到好东西也有很大的关系:“很多破戏,我们都看不下去,他那么大年纪,身体那么不好,要坐在那里把它看完,看完还要说‘好’。”

    除了精神生活营养不良,创作萎顿,曹禺晚年的痛苦或许还有更复杂的原因:1957年反右斗争,他接连写过一系列匕首般锋利的文章,所投之处往往是故交老友:《质问吴祖光》、《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子来了》、《灵魂的蛀虫》、《斥评洋政客萧乾》……

    南方周末:后来出的《曹禺访谈录》跟《曹禺传》是基于同一批访问吗?

    田本相:2001年,曹禺去世五周年的时候,我问自己,该用怎样的方式来纪念他?我重新听当年的录音,突然想到,可以出一个访谈录,就叫《苦闷的灵魂》。 

    有一个问题我回答不了:为什么曹禺解放之后的戏达不到解放之前的水准了。有人认为是政治问题,我觉得不完全是这样。国民党的时候他能写出来,那时他不是没有压力,他的戏是被禁演过的;苏联体制下,也能写出很好的作品。所以有时代的原因,也有个人的原因。

    在我看来,曹禺的创作有三次危机,第一次是写完《家》之后,他最擅长的“家族”题材似乎写到头了——我认为“创作题材”不是单纯地指写什么内容,而且也包含着他对这个内容独到的、艺术性的、非常感性的思考。比如说《雷雨》,他从一个家族内部的种种纠葛引发出宇宙的残酷,改编完《家》,这种感觉不能说完全枯竭了,但已经没有原来完整了。所以,他才转向历史剧,他想写李白、杜甫、岳飞,都失败了。

    第二次危机,是在解放之后,面对新的生活、新的文艺思想,他无所适从。

    虽然他写文章检讨自己,我写的都错了,好像“幡然悔悟”,其实他晕头转向,乃至出了“开明本”的作品集,修改鲁侍萍,加强了她与周朴园的斗争,修改全剧的结尾,周萍、四凤、周冲全没死——周萍是因为阶级本性的软弱虚伪;周冲是正面人物,代表“资产阶级的开明子弟”;四凤是被压迫者。

    这次修改,改得很费劲。用他自己的话说,“用的精神仅次于另写一个剧本。就像小时学写毛笔字,写不好,就喜欢在原来歪歪倒倒的笔划上,诚心诚意地再描上几笔,老师说——‘描不得,越描越糟!’”

    第三次是新时期的危机。“文革”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什么都错了,打倒了“四人帮”以后,他跟我讲过这个话:过去我听周扬的,现在周扬说的话我得考虑考虑。在这种情况下,他又想写东西了,他一度想重新拾掇起解放前写了一半的《桥》,专门去上海、重庆做访问,推掉他作为官员应该出席的重要会议……但就是写不出来。这跟他解放之后做官了有很大关系。

    南方周末:可是1949年之后,做官的作家很多,比如老舍、巴金。 

    田本相:老舍1949年之后的作品,也就留下一部《茶馆》。今天我们见到的《茶馆》跟焦菊隐的二度创作有很大关系。大傻杨串场,结尾撒纸钱……这些都是导演想的办法,尽管老舍写人物写得很好,但要真正地把它演出来,确实是一般的剧院演员做不到的。我个人觉得,老舍解放后的水平跟曹禺是一样的。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老舍先生比曹禺还单纯一些。

    老舍先生这个人很热情,从美国回来以后,写了很多讴歌新社会的东西。抗美援朝的时候跑到朝鲜去,回来写了个小说《无名高地有了名》。当时我在朝鲜,他这个书出来之后一看,觉得不得劲,是匆匆之作。

    曹禺在整个社会大变动当中,还是保持着自己观察和思考的。领导给他任务,他也去完成,领导叫他批判谁他也批判,批判得也很带劲。但有些时候,他是知道拒绝的。比如说“大跃进”的时候,比赛一天写多少剧本,陈毅去慰问他,他跑到颐和园躲起来,说有病。

    我写《百年话剧史》的时候就提到,老舍在中国剧本是最多的,但他是写小说出身,有感慨就写,不做更多的琢磨。现在我们看他抗战时写的东西,存留的可能性都不太大。我的感觉是:曹禺以后的地位肯定要高于老舍,曹禺将仅次于鲁迅。

    你看巴金有什么,就一个《家》、一个《寒夜》、一个《随想录》。《家》的时代表征太强,太写实的东西不一定存留的时间长。你再看茅盾,《子夜》现在谁还看?郭沫若也就几首诗。现在说曹禺是四部剧作、三部经典,我觉得他是五部经典,《家》也是经典,尽管是改编,但已经完全变成了曹禺个人的东西。演《家》最有名的是上海话剧团,他们演这个戏曾轰动日本。英若诚访美的时侯,给美国人排演过《家》。

    南方周末:他一生背负那么沉的枷锁,尤其在晚年。 

    田本相:他做官之后,就好比鸟被关进金丝笼。

    万方写文章回忆她爸爸说,我爸爸喜欢热闹,成天有人请他看戏、题字、开会,一旦没有这样的东西,他就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活了。他甚至骂自己混蛋。有的时候见了我,他也跟我说,成天这种事缠着太讨厌。他也知道躲,躲到上海去写,结果也还是写不出来。事实证明,他并不完全是被事务性的生活所累,而是因为心不自由。

    南方周末:曹禺跟你提到过他在反右的时候批判老朋友萧乾、吴祖光的事情吗?

    田本相:他说他写的时候也胆战心惊,今天揪出一个来,明天揪出一个来,后天就可能揪出他自己。他说他对不起这些人,他还说过:“中国的文人很软弱,也很无耻。”

    我写完他的传,曾在戏剧学院工作过两年,他特意跟我说:见到孙家琇老师问好。孙家琇是他在“国立剧专”的老同事,后来在中戏也是同事。1957年,孙老师因为呼吁让曹禺主持戏剧学院的教学工作,停止学院“外行领导内行”的局面,被打成右派。在“反右斗争”中,曹禺写批判文章,标题是很吓人的,说孙家琇比鹤顶红还毒。

    曹禺写的这类文章,分两种情况,一种确实是他写的;一种虽然署了他的名字,但不可能出自他的笔下,思路、文风都不像他,比如《文化革命万岁》。

    在1996年编他的全集的时候,学界有两种看法:一种是应该把他当时写的文章收进来,因为毕竟是他写的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谁也不能苛责谁,很少有人能过“文革”那道窄门;另一种观点认为,还是不收为好——本来就有人抓住他的这段历史不放,说他是反右的“急先锋”。他写这种文章写得比较多,容易为人诟病。他自己也不同意收,他倒不是考虑他自己,他觉得对于被他伤害过的人,等于是第二次揭开伤疤。 

    南方周末:曹禺为自己在反右斗争中的行为,公开表示过歉意吗?

    田本相:他的传就说明了他的反省,这个传,他是看过的。曹禺为人有他极坦诚的一面。比如黄永玉写给他的信,那个话是说得非常重的,但是他可以拿给阿瑟·米勒看。阿瑟·米勒看完,是不理解的——这个东西要给人看,也是去世之后,还健在的时候,为什么要把朋友来信这么私密的东西公布出来呢?他不但给阿瑟·米勒看了,也给我看了。那个信被他搁在一个箱子里,我把它抄了一段,放进传记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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