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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调查:一碗拉面如何"拉"活一个国家级贫困县
2015-06-12 08:34:48   来源:人民网    分享到:

 

 图表数据来源:化隆县就业服务局
  制图:张芳曼


 

化隆县黄河生态绿洲园内的拉面匠雕塑。
  李玉峰摄

  “砰!”

  一男子扣动标有“中国化隆”的仿制式手枪。买方点头,嘴角掠过一丝微笑。

  枪声刚落,警笛四起,埋伏多时的警察一把摁倒试枪男子。“交易”落空,那名男子用亲手制造的手枪,把自己“射”进铁窗,至今仍蹲在“里边”。

  “啪!”

  在武汉开拉面馆的青海化隆人马甘(化名),将一团面重重甩在案板上。三拉两缠,一碗香喷喷的拉面做好了。食客付完钱,美滋滋地品尝拉面……马甘用一碗碗拉面,拉开了幸福生活的大门:“试枪的是我堂哥,买方是内线。过去穷急了,造枪卖钱。我也曾差点走上邪路,现在出来开拉面馆,挣多挣少,心里踏实。”

  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,回族占一半多,汉、藏、撒拉等多民族聚居。沟沟坎坎把全县“切”得七零八落。十年九旱,天灾频发,23万农民基本靠天吃饭。

  过去一提化隆——穷!上世纪80年代,化隆超过六成的农户为贫困户,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。

  如今变了。靠着一碗拉面,昔日“食不果腹”的化隆农民,走出大山,进城创业,带动就业。1988年从厦门起步,化隆人把拉面馆开遍全国,目前达1.2万余家,其中多数打“兰州拉面”牌子。去年近8万拉面大军“拉”回5.7亿元,是县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5倍多,占农民务工收入七成。

  奋进在同步小康新征程,西部各地各有各的路子,化隆如何闯出一条适合多数普通农户脱贫致富的路子?青海人为什么打“兰州拉面”的牌子?面对连锁化、品牌化的市场竞争,化隆人还能“拉”多久?

  

  “金霸头”成“面霸头”

  “淘金是穷逼出来的,改做拉面也是逼出来的。”牙什尕镇城东村的冶沙拉说。他眉宇间尚有藏不住的“霸气”。

  城东村2000多人,过去人均1亩多地,多在山上。“小麦亩产300来斤,不下雨就绝收,很多人吃不饱。”

  再穷也得糊口。上世纪80年代,当地农民加入淘金潮。开一辆“尕手扶”,编织袋装点馒头,颠到青海西部等地,撅着屁股挖沙金。带工的叫“金霸头”,夏天干3个月,每个小工能“挖”2000多元,“金霸头”挣万余元,成为扬眉吐气的万元户。

  冶沙拉有正规手续,最多时拉了700多人,有3辆卡车,是全县乃至全省出名的“金霸头”。每年春节后,他家就挤满人,一些乡亲悄悄塞上一包几元钱的茶叶、冰糖,求他把尕娃带出去挖金。村里大多数人参与挖金,全县“淘金部队”曾有几万人。

  1989年春,冶沙拉带人到无人区采金,雨雪连连,苦哈哈28天,竟然只“磨”了20公里的路。5月底,楚玛尔河附近突降大雪,周围顿成沼泽,许多手扶拖拉机陷进泥坑。“那次估计有几万人被困,冻死病死的有不少人。政府派直升机,空投衣服、馍馍和药,这才得救。”

  县志载,那次化隆500多人被困。

  “铁锨把蹭手着浑身儿酸,手心里的血泡着全磨烂……一路上的寒苦哈说不完,沙娃们的眼泪淌呀不干。”一曲青海花儿《沙娃泪》,唱出了采金之苦、致富之难。

  从人工到机采,冶沙拉在“刀尖上”行走多年。高投入、高风险。其间,他投资买的几十间商铺全赔了进去,曾经显赫的“金霸头”有点惆怅。

  后来,为保护生态等,国家严禁私挖滥采。正是那些年,一些化隆农民开始到内地开拉面馆——从面里“淘银”。

  2007年,赋闲的“金霸头”冶沙拉南下广东中山,加入拉面大军,当年净赚3万元,后又陆续增开几家拉面馆。“我们一大家子共开了40多家面馆,带动200多位亲友、老乡参与。一个普通面馆,一年能挣10多万元。”现在,有人称他家是“面霸头”。

  城东村500多户,1999年退耕还林,人均仅2分耕地。无序采金被禁后,许多村民像冶沙拉一样转向“淘银”。如今在内地开了190家拉面馆,每年至少“拉”回2000多万元。

  农民脱贫,总有试错。采金有风险,某些化隆人还玩过更危险的——造枪!

  “化隆造”转“化隆灶”

  “你们是哪里人?”

  “化隆的。”

  “没听说过。”

  “这个知道吗?”做出扣扳机动作。

  “化隆造!”

  “现在改‘化隆灶’了,做拉面。”

  许多内地人不了解化隆,一些拉面户无奈地用旧事“推销”化隆。

  造枪,曾给化隆留下苦涩的印记。

  上世纪80年代,少数化隆农民在自家地窖里装配仿制式手枪,卖给外地人。非法造枪一度波及5个乡镇几十个行政村。

  “知道造枪违法吗?”

  “我是文盲,不懂法。”

  “为什么造枪?”

  “卖钱,买化肥,买面。”

  当年,化隆农民韩某、马某因造枪被判入狱,这段问讯的回答令人心酸。不懂法的背后是贫困作祟,穷是恶之源。

  化隆多数地方海拔超2800米,严冬漫漫,适合长庄稼的无霜期仅3个月。春旱、冰雹、滑坡等灾害,让农民常生活在“不确定性”中。

  那时,化隆农民真穷、真苦、生活真难。1986年,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不足300元。一亩麦子收300多斤,卖100多元。据称,造枪,每支成本100多元,一周制成,出手能赚500多元。来钱快,让部分农民走上不归路。

  造枪赚钱,国法不容。当时,化隆县公安局在一个镇设分局,成立缉枪大队;在枪患严重的新乐村(化名)建警务室,常驻民警三四人。这种“高配”在全国都不多见。

  现在武汉开拉面馆的马甘,幼年穿家人做的布鞋,底子破了就垫块布接着穿。他原打算跟一个亲戚造枪,父亲说:“你要是干这个,就和你断绝关系!”马甘背过身,一拳砸在墙上,最终放弃。

  一天早上,马甘刚睁眼,村子已被执法人员团团包围,青壮男子被一一排查。附近新乐村100多人被带走,至今仍有许多人在“里边”。新乐村从此蒙上了阴霾。

  治枪先治穷,当地有意识地引导枪患严重地区的村民外出做拉面,变“化隆造”为“化隆灶”。马甘来到天津,先在拉面馆打工,后开了家拉面馆。如今在武汉落脚,老老实实做拉面赚钱,盖起了新房。

  暮气沉沉的新乐,也转向“化隆灶”。1997年前后,村民马合(化名)兄弟第一批走出山乡,到郑州做拉面,亲带亲,邻帮邻,全村700多户,陆续有260户加入拉面大军,其中也有刑满出狱、改邪归正的。马家兄弟分别盖起新楼房,屋里铺着地板,还有洗澡间。

  今访新乐,村里人不多,房子崭新。村民不愿再提“化隆造”,问到拉面馆,都会打开话匣子。一位村干部说:“一些人过去走了弯路,做拉面起步晚了,要不早都发财了。”

  他们起步晚了,谁是早起的“鸟儿”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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